法显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

麻天祥

汤用彤先生说：“佛典之来华，一由于我国僧人之西行，一由于西域僧人之东来……然去者常为有学问之僧人，故能吸收印土之思想，参佛典之奥秘。归国以后，实与吾国文化以多少贡献，其于我国佛教精神之发展，固有甚大关系也。”。“晋宋之际，游方僧人虽多，但以法显至为有名。”他还指出：“海陆并遵，广游西土，留学天竺，携经而返者，恐以法显为第一人。此其求法所以重要者一也。”我国人游天竺、西域之传记十余种，现存者极少，西人均视为鸿宝，“法显《佛国记》，载其时西域情形甚详，居其一焉。此其求法之所以重要者二也。”法显归国，参与“译经约百余万言，其中《摩诃僧只律》，为佛教戒律五大部之一。而其携归之《方等涅槃》(1)，开后来义学之一支，此其求法所以重要者三也。”(2)

汤先生的意思是，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华，除了西域僧人东来弘法外，中国知识分子亦推波助澜，致西行求法运动如日中天。而西行求法者，亦为博学深思的学者型僧人，故能广搜精求异域文化，于中国传统和佛教思想之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。梁启超谓之“时代的运动”(Periodical Movement)和“留学运动”。梁氏言：“比诸基督教徒之礼耶路撒冷，天方教徒之礼麦加，与夫蒙藏喇嘛之礼西天，其动机纯为异种。”“故法显、玄奘之流，冒万险，历百艰，非直接亲求之于印度而不能即安也。质而言之，则西行求法之动机，一以求精神上之安慰，一以求‘学问慾’之满足。惟其如此，故所产之结果，能大有造于思想界。”(3)梁启超同样强调的是，西行求法，或者说“留学运动”在思想上的贡献，特别是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。其中法显首出群伦。汤先生概括为三条。其重要者之一，留学天竺，陆去海还，携佛经归国者(4)，“第一人”的殊荣，非法显莫属；其二对西域风俗、人情、地理之记述，亦甚精详，尤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，故亦无须赘言。唯有其三，实为西行求法的主要产品——携归之佛教经典，为佛教义学输入提供了文本的依据，奠定了佛教中国化思想基础，但由于各种原因，关注甚少。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。这里，我们拾遗补缺，专就第三点论述法显的贡献。

法显，俗姓龚，山西临汾人，即《历代三宝纪》、《大唐内典录》所称“平阳沙门”(5)。法显有三兄，俱于髫龄夭亡。其父惧祸及法显，显三岁便出家为沙弥。十岁时丧父，继而母忘，二十岁受具足戒。传，尝与寺僧数十人刈稻于田中，有饥民欲夺其谷，诸沙弥皆惊恐逃避，唯法显不卑不亢，对强抢者说：若有需要，可随意取。但你们往日无布施，故今生有此饥贫，若再抢夺，将万劫不复。说罢扬长而去，强抢稻谷者闻言羞愧，弃谷而逃。

如前所言，后汉至魏晋，僧人东来西去，佛径传译及西行求法，如日中天，但早在印度，佛经缺载，率凭口传，传来佛经虽多，但篇章不全、迻译失真者已屡见不鲜，而律藏残缺，尤其难以满足已经在中国本土制度化的佛教之需要。所谓“经法虽传，律藏未阐”(6)，正反映了当时对戒律的需求。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“志行明洁，仪轨整肃”，年近花甲的法显，“常慨经律舛阙，誓志寻求”戒律于天竺，于东晋隆安三年，即弘始元年(公元399年)，从长安出发，开始了长达15年(7)，陆去海还的西行求法的艰难历程。

据僧佑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五法显法师传末记载：“后到荆州，卒于新寺，春秋八十有二。”慧皎《高僧传》谓之“辛寺”，“春秋八十有六”。另据智昇《开元释教录》卷三，法显回国后同佛陀跋陀罗(觉贤)在南京道场寺共译六卷泥洹、摩诃僧只律等，直到义熙十四年(公元418年)二月末结束；据《高僧传》卷三佛驮什传，法显圆寂在宋景平元年(公元423年)七月以前，因此可以推定，法显卒年当在418至423年之间。按82岁计算，法显生年应为公元336到341年；按86岁算，应为332到337年。据此计算，法显西行至少在58岁，甚或可能在60岁以上了。

如是，法显怀“律藏残缺”之忧，于耳顺之年，“西度流沙，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”，“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”，经鄯善，游天竺，巡礼佛教故迹，“凡所历三十余国”，艰难险阻，九死一生，陆去海还，以古稀之年，度过了15个春秋。诚所谓，“盖自大教东流，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也。”(8)唐代高僧义净也曾就法显和玄奘西行求法予以比较，他说：“观夫自古神州之地，轻生殉法之宾，显法师则开辟荒途，奘法师乃中开王路”(9)，其竭蹶艰难，又远在玄奘之上。更何况，玄奘西去东回，皆取道陆上，上有唐王室之庇护，沿途又有“诸国王侯礼重”；而法显不仅年逾花甲，为求法不惜身命，而且始终是一介普通的行脚僧人，孑然一身，苦心孤诣，百折不回，携归经律十余部，六十余卷，译经百余万言(10)，相比之下，也就显得更胜一筹了。

正如梁启超所说，我国人西行求法，目的在于学问，而不在信仰。法显显然也是一个学问僧，其西渡流沙，开辟荒途，其目的自然也在于佛教义学之传播。除戒律外，六卷泥洹经之翻译，并流布晋土，使“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”之涅槃佛性论，同般若性空说并驾齐驱，开中国佛学心性论之先河，为中国佛教哲学做出了显着的贡献。具体说有三：

其一、《法显传》开宗明义，首先说明，“昔在长安，慨律藏残缺”，“至天竺寻求戒律”。可见，法显西行，原处动机就是寻求戒律。其结果也不负所望，在天竺获得戒律多部，有摩诃僧只众律一部、萨婆多众律一部、弥沙塞藏本。事实上，佛家戒律五部，即萨婆多部十诵律、四分律、五分律(弥沙塞部)、摩诃僧只众律和迦叶毗律。其中迦叶毗律在中国无传，其它四部，法显携归者有三部。《高僧传》明律部末亦论之曰：“并法显所得梵本”(11)，其贡献之巨不言而喻。

其二、法显对毗昙学的贡献。毗昙，意为“对法”、“无比法”，亦有“论”的意思，也是三藏中的“论”藏。毗昙学实为一切有部之学，东晋以下，由道安、慧远提倡，采用名相分析的方法，论证我空法有，有六因四缘之说。其中南方有慧集，北方有慧嵩，号称毗昙师，而成毗昙学派，多兼治其它经典。法显由天竺获得《杂阿毗昙心》、《摩诃僧只阿毗昙》、《杂阿毗昙心》等，并且于归国后同觉贤一起翻译了这些经论。这些翻译经论虽然阙佚，但法显于毗昙学的传译显然不容忽视。

其三、佛经的携归与翻译尤为重要。对中国佛教哲学，尤其是心性学说的贡献，既是无心插柳，实际上确实起到了弄潮涛头，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法显自印度取回的《长阿含经》、《杂阿含经》都是极其重要的佛教经典，特别是他和佛陀跋陀罗，即觉贤在健康共同翻译的《方等泥洹经》(即六卷本的《泥洹经》)，公开倡导“涅槃实相”、“佛性实有”、“一切众生皆有佛性”，与当时广为流行的般若性空之学相反相成、相得益彰。虽然其后道生的“一阐提人皆有佛性”之说，因此倍受责难，但也因此争论加深了对心性学说的认识和论证，从中亦可见中国佛教哲学，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心性学说的不断发展与深化。据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五记：“显既出大《泥洹经》，流布教化，咸使见闻。有一家，失其姓名，居近杨都朱雀门，世奉正化，自写一部读诵供养。无别经室，与杂书共屋。后风火忽起，延及其家，资物皆尽，唯《泥洹经》俨然具存，煨烬不侵，卷色无异。扬州共传，咸称神妙。”此虽系传闻，但也反映出法显所传《泥洹经》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。

综上所述，法显“慨律藏残缺”，举年近花甲之身，不惜身命，孑然西行，前后历经15年，取得佛教经律论三藏十余种，六十余卷，翻译百余万言，在律学、毗昙学，以及涅槃佛性说和其他佛教哲学方面，均有重大的贡献。

(1)在各种版本中，均为《方等》、《涅槃》，误。

(2)汤用彤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255、257页，麻天祥主编《20世纪佛学经典文库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年。

(3)梁启超《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》，《中国佛教史研究》27-28页，新文丰出版公司(台湾)，1984年。

(4)梁启超统计，自魏朱士行，至唐玄宗悟空，西行求法者105人，佚名28人，参见上文。

(5)《高僧传》、《出三藏记集》、《开元录》等，均称“平阳武阳人”，汤用彤也沿袭此说。然平阳境内并无武阳县或地名，武阳或系传抄时平阳之误，故三宝纪直称“平阳”人。当时平阳郡治所在平阳县，县城故址即今临汾县西南。

(6)《高僧传》卷二，弗若多罗传。

(7)据汤用彤考，弘始元年(公元399年)出发，“六年而到中国(即中印度)，停六年还，三年而达青州，前后共十五年，应为义熙八年也(公元412年)。”义熙八年实为公元413年，前后总计为15年。

(8)汤用彤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260页，麻天祥主编《20世纪佛学经典文库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年。

(9)义净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。

(10)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二载经律名12种，其注曰：右十一部，定出六部，凡六十三卷，晋安帝时沙门释法显以隆安三年游西域，云云。

(11)《高僧传》卷十一末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