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三章　戒行论

“戒行”就是戒律的实践问题。道宣《行事钞》释：
　　“戒行者，既受得此戒，秉之在心，必须广修方便，检察身口威仪之行，克志专崇，高慕前圣，持心后起，义顺于前，名为戒行。”(１)
　　惟这段话只是针对个人来说的。戒律的实践问题不是只有个人问题，也牵涉到规范(戒条)能不能遵行的问题，甚至与政府有关法令问题，时代社会环境问题等等，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。总之，戒行问题也是颇复杂的，爰分五节阐析之。
　
第一节　　个人戒行问题

　　戒律重要实践。故佛在世时，曾谆谆告诫弟子：佛灭后，应“以戒为师”，戒往世即佛住世。如《四分律》云：“毗尼藏者，是佛法寿命。毗尼若住，佛法亦住”，《遗教经》亦云：“汝等比丘，于我灭后，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，如暗遇明，贫人得宝。当知此则是汝大事，如我住世，无有异也。”大乘经、论说多处有类似的说法；如《涅槃经》云：“欲见佛性，证大涅槃，必须深心修持净戒。若持是经而毁净戒，是魔眷属，非我弟子，我亦不听受持是经。”《华严经》有偈言：“戒是无上菩萨本，应当具足持净戒。若能坚持于禁戒，则是如来所赞叹。”《大智度论》云：“如无足欲行，无翅欲飞，无船欲度，是不可得；若无戒者欲得好果，亦不可得。若弃此戒，虽册居苦行，饮水服气，著草衣，披袈裟等，受诸苦行，空无所得。人虽贫贱，而能持戒，香闻十方，名声远布，天人敬爱，所愿皆得。持戒之人，寿终之时，风刀解身，筋脉断绝，心不怖畏。”(２)
　　
　　一、戒行的检讨
　　惟戒行之事，牵涉种种实际问题，不是说它有多长重要，有多大功德，就能做到“毗尼清净”的。佛教戒律自传入中土，从来就有守戒不谨问题，否则也不会有历代政府法令多规范守戒之事了。对于佛门“龙蛇混迹，凡圣同居”的滥杂情况，古来高僧大德痛惜之文，实不可胜计。降及爱代如欧阳竟无、释太虚、吕澂、释弘g一、释世赞、周叔迦等大德，都曾为重振戒学戒行而大声疾呼。
　　事实上，早在南北朝时代，戒行的问题就已很多。北魏与北周二次“法难”，虽然主因在僧、道的争宠问题，但戒行不严净实是挑起不幸的导火线。按佛教到了南北朝时已基昌盛，而凡物昌盛自有流弊。汤用彤即在《汉魏两晋北朝佛教史》十四章说：
“南朝佛法，以执麈尾能清言者为高。其流弊所极，在乎争名，而缺乏信仰。北朝佛法，以造塔像崇福田者为多，其流弊所极，在乎好利，而堕于私欲。”
　　自堕唐以迄两宗，是佛教的黄金时代，虽然其间或有挫折，如唐武宗的“会昌法难”及周世宗、宋徽宗的抑压，但均为时极短，无碍于佛教发展在方向。在佛门规范方面，一有律宗的提倡与传承，二有禅宗深入发间的丛林制度，应该是戒行较为严净的时代。
　　元人统治中国百年，可说是戒行最松驰的时代。这从当时法令不断有“禁止僧道娶妻妾”之类，可以窥知。又从明太祖对佛教应守戒行的种种严令，更可推想而知(参第四间第五、六年，第九章有关规范出家人部分)。
　　明代佛门的戒行情况，必较元朝为严净。虽然明末有智旭等名僧多有讨论律问题的著述，但大抵针对律学的衰微居多。
　　清初康、雍、乾三代，朝廷深知佛法，民间佛教风气应不逊于前朝。尤其乾隆毅然废除行诸千年的度牒制度，彻底断绝了官方出卖度牒的秕政，亦即给予人民出家的自由。设非对佛教有相当的信心，乾隆此举是不可能的。
　　清末民初，“居士佛学”的兴起。在杨仁山、欧阳竟无、章太炎、梁启超等硕学大儒的倡导下，佛教为一之一振。尤其南山律宗的重要典籍，中土已佚千年之久，自清末始陆续从日本寻回刊行，乃有弘一大师等的大力弘扬，影响深远。
　　
　　二、戒行问题的症结
　　释弘一曾如此说：
“我有一句很伤心的话，要对诸位讲：从南宋迄今六七百年来，可谓僧种断绝了！以平常人眼光看来，以为中国僧众很多，大有达到几百万之概。据实而论，这几百万中间，要找出一个真正比丘，恐怕也是不容易的事情！如此怎样能授沙弥比丘戒呢？既没有能授戒的人，如何会得戒呢？我想诸位听到这话，心中一定十分扫兴。或有人以为既不得戒，我们白吃辛苦，不如早些回去好，何必在此辛辛苦苦做这种极无意味的事情呢？但如此怀疑是大不对的。我劝诸诸位应好好地，镇静地在此受沙弥戒比丘戒才是！虽不得戒，亦能种植善根，兼学种种威仪，岂不是好；又若想将来学律，必先持名受沙弥比丘戒。否则以学律，必受他人的高证明。”(３)
　　所谓“僧种断绝了”，此言未免激切了一点。可是弘一这段话，显属以“最高标准”来期待出家，用心自良若。
　　类似的言论，亦见于太虚大师：
　　　　“唯我国汉僧，久成散漫无纪，凌乱无序之现象。若仍任其死气沉沉下去，不能振作，纵无外界之摧残，其自身已毫无意义，而反为佛教之发展之障碍物，终必受社会天然之淘汰也。国人对于佛教本不甚明了。往往以其所习见习闻之俗僧，以为即可代表佛教全体，因而以为佛教已是国民中不应有、不须有之污物废物，其间虽有少数之高大德，亦不为世人所知。”
　　事实上，自古以来，类似弘一、太虚的言论是很多的。惟细究“戒行废驰”各种情况，可约为三类的原因。
　　１．出家之动机不纯，志不在修行者。
　　２．戒律之规定不合理，令人难守持者。
　　３．虽有志修行，但把持不住或误解而犯戒者。
　　在这三类情形中，第１类可说是古今戒行废施的主要原因。第２类则属戒律的适应必问题(下节详)。
　　第３类较复杂。如出了对戒律的误解(包括无知或曲解)，也属戒律本身或律学教育的问题(下节详)。若仅是出自一时的把持不住而犯或，则这正是一切“制教”之对治所在。盖“戒德重于地，我慢高于天，烦恼多于草，心念疾于风”(５)，持戒本来是很难的事。“修道”的过程也就是持戒的过程，有不断犯戒的可能，是自然的。犯戒只需经过真正的忏悔，“道”就有了进境。所以有谓“不怕犯戒，只怕无戒可犯”，当指此而言。
　　
　　三、如何激浊扬清
　　由此可知，若就纯粹的“人”的因素而论，戒行之不谨，主要关键出在僧伦滥杂之故。对于此问题，向来就有许多感叹文字。例如释世赞曾著文指出：“讲到出家，依照戒律上讲，原来是相当严格的。我国古代也曾实施过度牒考试制度，凡程度不合格、未经政府许可的人都不能出家。可是每当学穷后黩武、国库支绌的时修建，又常高价出卖度牒，作为增加国库收入的财政来源之一，所在就不能不滥杂。这里又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当时的人为什么愿意出高俗购买度牒薙度为僧呢？那是因为当时的寺产丰富，生活优裕，又可逃避兵役和得到若干特权的关系。”他并引《广清凉传》证明“龙蛇混迹，凡圣同居”之事实，自古已然者外，又说：“其后到了清初，废除度牒制度，出家一无限制，若干贫苦人家的子弟就因此送进佛门，寺端也几乎成为明朝陈眉公所说的‘悲田院’了。民国以来，由于军阀的混战，佛门里又加入了一部分疲乏的士兵，使得僧伦更加庞杂。他们出家的动机本来与信仰没有什么关系”(６)。
　　巨赞此言甚是，不过对清代度牒停止之事则有误解。谕令水远停止度牒，是乾隆三十九(公元１７７４)年的事，而在乾隆二年却曾下谕旨略云：“其中多童稚孤贫，父母主张出家，非其所愿。亦有托迹缁黄，利其财产，荡检逾闲。甚至有匪类作奸犯科，不得已而剃发首装以避捕诘，藏垢纳污，无所不至。”(７０而三十九年谕却云：“僧道度牒，本属无关紧要，而查办适以滋扰。着永远停止！”前后二谕对照可知，穷苦子弟入空门等滥杂情况，并不是停止度牒之后才有的，而是鉴于发度牒根本没有什么作用，才“着永远停止”的。
　　可是，佛门龙蛇混杂的情况，一直到今天，依然存在。如何激浊扬清？佛门大德们似乎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。如太虚大师在１９２１年曾作《修改管理寺庙条例意见书》，其中主张由官方发给出家人“籍证”，若犯戒律不守清规者则“追缴籍证”(即勒令还俗)。这种主张等于是退回到乾隆以前的制度了(８)。又如近年台湾地区边续发生多件“教案”，虽多非正信佛教所为，但造成的淆乱视听作用，对正信佛教影响亦必不少(９)。其中，间或有少数佛教出家人因不守清规而被摈逐者，却继续打着出家人的旗号在外收徒蒙混。对这种人，一些佛教界大德在痛心之余，复主张“政府应该制裁”(１０)。此种主张，亦无异恢复古代法制的精神——由官方干涉教内之规范。
　　总之，僧伦杂染，自古已然。但古今的环境已大不相同，民主时代与专制时代的法制精神更大异其趣。佛教要激浊扬清，除了根据现代环境与法制，去善自努力以外，恐怕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。